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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關于軍隊管理的法制思想

時間:2020-01-09 來源:西南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作者:萬志鵬 本文字數:14073字

  摘    要: 毛澤東軍事法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散見于毛澤東關于軍隊的組織體系、紀律條令以及作戰原則、戰犯審判等方面的論述。毛澤東關于軍事組織法的核心思想是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為貫徹這一指導思想, 毛澤東極為重視軍隊政治工作, 將其作為“我軍的生命線”, 同時強調軍事指揮權的集中。毛澤東對軍事行政法和軍事刑法的主要貢獻是確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并在實踐中嚴懲違反軍紀的行為;對于歷史上有軍功的人員, 主張功過不能折抵。毛澤東在戰爭法則上的主要思想是自衛原則和優待戰俘原則, 同時認為戰俘與戰犯有區別, 主張嚴懲國內外戰犯。毛澤東的軍事法思想深刻影響了我國的軍事法制建設, 豐富了國際軍事法的相關內容。

  關鍵詞: 毛澤東; 軍事法; 軍事組織; 政治工作;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戰犯;

  Abstract: Mao Zedong's thoughts on military law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o Zedong ideology, are reflected in his elaborations on military organization system, military discipline regulations, the principle of combat, and humanism in the trial of war criminals. The core of Mao Zedong's thoughts on military law is the Party's absolute leadership over the army.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is ideology, Mao Zedong put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olitical work of the army and regarded it as the“threshold of the army”. Mao Zedong also emphasized the centralization of military comm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military administrative law and military criminal law is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three main rules of discipline and eight points for attention”. Mao Zedong advocated that merits should not offset demerits to those who had military merits in history. Mao Zedong's main ideology on the law of war is the principle of self-defence and the principle of humanist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war. He also discriminated prisoners in war from war criminals and advocated severe punishment of war criminals. Mao Zedong's thoughts on military laws has deeply influenced the construction of military legal system in China and enrich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law.

  Keyword: Mao Zedong; military law; military organization; political work; three main rules of discipline and eight points for attention; war criminals;

  引言

  毛澤東的軍事法思想作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是毛澤東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對建設新型人民軍隊和國防力量的經驗總結, 對我軍的革命化、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過去, 學術界較為重視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研究, 而較為忽視毛澤東在軍事法方面的建樹。實際上, 毛澤東關于軍隊的組織建設、軍隊的紀律條令和刑事條例、戰爭的手段與規則、對戰俘的處置和待遇、對戰犯的懲罰等論述都反映了毛澤東的軍事法思想。

  1、 毛澤東的軍事組織法思想

  軍事組織法是有關軍事系統的領導體制、組成編制的基本軍事法律制度。毛澤東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 對軍隊的政治原則、組織原則、指揮原則、建設方針等提出過一系列觀點, 并付諸實踐, 形成了毛澤東軍事組織法的基本內容。
 

毛澤東關于軍隊管理的法制思想
 

  1.1、“黨指揮槍”是軍事組織法的首要原則

  毛澤東關于軍事組織法的第一個原則便是將武裝部隊置于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沒有革命的軍隊, 便沒有革命的政權。毛澤東早有論斷:“中國革命沒有槍桿子不行。”[1]革命是暴烈的階級斗爭, 而舊中國的階級狀況決定了反革命的軍隊是相當強大的, 因此要實現革命的勝利就必須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將革命的軍隊牢牢掌握在革命的政黨手中, 是保證這支軍隊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永葆革命本色的前提。毛澤東明確地指出:“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 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2]547“黨指揮槍”是一個形象的說法, 它的根本內容在于:在任何時候, 無產階級的革命軍隊都屬于中國共產黨領導, 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屬于黨中央, 黨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對軍隊實施全面領導。1927年9月進行的“三灣改編”對于樹立“黨指揮槍”的原則具有深遠的意義。“三灣改編”的核心內容主要是兩項:一是在部隊中建立各級黨組織, 將支部建立在連隊上;二是在部隊實行民主制度, 官兵一律平等。這就保證了這支部隊始終處于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

  將黨支部建立在連隊上, 這對于保障黨對軍隊的領導有特殊意義。大革命時期, 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革命軍中也有組織, 比如在葉挺部中, 每團都建立了黨支部。但是黨對基層官兵的影響有限, 軍隊在整體上并沒有接受黨的領導。但是三灣的改編, 使部隊的基層戰斗組織連隊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 廣大士兵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直接聯系。黨的目標、思想、路線通過各級黨組織層層傳遞到每一名指戰員。同時, 由于存在下級黨組織須絕對服從上級黨組織命令的組織原則, 這便使上下級軍事組織建立起絕對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 保證了軍事命令的貫徹與執行。在長期艱苦的革命戰爭中, 紅軍面臨著比自己強大許多倍的敵軍而能奮勇作戰, 其中原因, 正如毛澤東所總結的那樣, “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 ‘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3]65。

  在抗戰時期, 國共兩黨結成抗日的統一戰線, 與此同時, 國民黨也企圖誘引共產黨交出軍隊指揮權, 黨內也出現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等錯誤思想。毛澤東以卓越政治家的戰略眼光, 頂住了國民黨的干涉, 恢復了八路軍中政治部的名稱, 拒絕了國民黨向八路軍派遣干部的要求。毛澤東正確地指出, 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要開展的是“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 即雖然在序列上屬于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 但在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兵權上不能動搖。“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 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2]546。這說明, 毛澤東自始至終都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視為軍事法的首要原則。

  1.2、 軍隊的政治工作是“黨指揮槍”的重要保證

  “軍隊的政治工作, 是中國共產黨在我軍中的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4]。毛澤東在領導人民軍隊進行革命和建設的長期生涯中, 多次反復強調過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親自指導制定了多部重要的軍隊政治工作條例。這些政治工作條例成為了我軍軍事法的重要組成部分, 也是中國軍事法的重要特色之一。

  早在井岡山斗爭時期, 毛澤東就強調紅軍不僅僅是一個戰斗團體, 而且還應該是一個肩負政治宣傳任務的團體, 同時紅軍自身應該有過硬的政治素質。在毛澤東的領導下, 整編后的起義部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 長官不得打罵士兵, 士兵開會有說話的自由。連、營、團三級建立士兵委員會, 士兵委員會有很大權力, 參加對部隊的行政管理和經濟管理, 長官受它的監督。古田會議進一步加強了黨對軍隊的政治領導, 決議提出了“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加緊官兵的政治訓練”“嚴格執行紀律”等口號和要求, 從思想上樹立起革命軍隊的正確政治方向, 從組織上切實解決了各種非組織、無紀律的問題。毛澤東在《古田會議決議案》中著重講到士兵的政治訓練問題, 其中第一個加強政治訓練的方法就是“上政治課”, “分為普通、特別、干部三班。......除戰斗兵須到課外, 傳令兵、勤務兵、長夫、火夫須均到課”[5]103。古田會議使紅軍官兵真正擺脫雇傭軍隊的思想, 進一步純潔了革命隊伍的性質, 將紅軍鍛造為一支政治過硬、作風優良、團結一致的堅強武裝。在1934年1月舉行的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 毛澤東作報告時再次指出:“要從政治教育去提高紅軍的自覺的紀律, 使他們明白這是保證戰爭勝利的重要武器。”[6]

  抗戰全面爆發后, 毛澤東對軍隊的政治工作多次發出談話和指示, 進一步闡明了我軍政治工作的方針。在1937年10月同英國記者貝蘭特的談話中, 毛澤東表示:“八路軍有一種極其重要和極其顯著的東西, 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2]379在著名的《論持久戰》中, 毛澤東再次指出:“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 第二是軍民一致, 第三是瓦解敵軍。”[2]512這些論述和指示, 為我軍的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 同時也成為了毛澤東軍事法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官兵一致的原則, 反映了人民軍隊中士兵和軍官無論職務高低, 在人格上一律平等, 在軍法上一視同仁, 在待遇上同甘共苦的特點。軍民一致的原則, 指出了軍隊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的一致性, 闡明了軍人絕不能違反群眾紀律的道理所在, 奠定了“兵民是勝利之本”的基礎。瓦解敵軍、寬待俘虜的策略, 使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深入到敵軍內部, 為轉變敵對力量為我所用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以后, 毛澤東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 再次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7]2601954年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 (草案) 》制定時, 毛澤東親自將上述總結寫入了《條例》之中。至今為止, 政治工作仍然是我軍的重要建設內容, 毛澤東對政治工作的論述依然是我軍法制建設的思想淵源之一。

  1.3、 軍事指揮權的必要集中是軍事組織法的重要內容

  在軍內普遍地實行民主制度, 是黨的政治工作在廣大官兵中的具體要求。但是, 由于戰爭的復雜性和殘酷性, 在重大的戰略問題上, 在關乎部隊生死存亡的戰役決策權問題上, 更應當強調的是指揮的集中。那種認為一切軍事決策都必須先交下級討論、再由上級決定的主張, 毛澤東斥之為“極端民主化”的錯誤思想。毛澤東指出:“首先, 要指出極端民主化的危險, 在于損傷以至完全破壞黨的組織, 削弱以至完全毀滅黨的戰斗力, 使黨擔負不起斗爭的責任, 由此造成革命的失敗。”[3]88軍事行動強調“兵貴神速”, 戰爭在某種程度上是作戰雙方在時間上的競爭、在速度上的賽跑。在進攻中, 殲敵戰機也許稍縱即逝;在撤退中, 稍有猶豫即可能造成滅頂之災。這就是戰爭的規律。毛澤東在長期的軍事領導過程中感覺到, 軍隊的行動要迅速, 戰機要抓得準, 軍事決策要及時、準確地做出, 那么軍事指揮權必須要集中。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 “軍隊在作戰時和情況需要時, 首長有臨機處置之權”[8]1341。

  盡管民主制度是人民軍隊中的基本制度之一, 但戰爭的特殊環境要求軍事行動高效、統一, 而不可能事事都進行廣泛的討論, 投票而后決定。這就決定了在戰時這種非常情況下, 軍隊的民主必然要受到限制。毛澤東辯證地指出:“......軍隊黨組織的民主應少于地方黨組織的民主。”[2]529這即意味著, 軍隊在進行軍事活動時, 更應當賦予指揮員相對集中的指揮權。在長期的戰爭環境中, 毛澤東始終在提倡軍隊民主化的同時堅持軍事指揮權的集中統一。1929年4月, 由毛澤東起草的紅四軍前委給中共中央的信中說:“紅軍無論在什么時候, 黨及軍事的統一指揮機關是不可少的, 否則陷于無政府, 定是失敗。”[5]571929年8月21日, 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發出指示信, 肯定了紅軍中的黨“必須采取比較集權制”, 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討論解決這是極端民主化的主張”[9]282–283。同年9月28日, 中共中央再次給紅四軍發出指示信 (即“九月來信”) , 信中再次指明“黨的一切權力集中于前委指導機關, 這是正確的, 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 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9]284。長征中的戰斗經驗和教訓多次表明, 在軍事指揮權上過于講究民主, 將導致軍事指揮權的分散, 其后果就是軍事決策遲疑, 軍事行動緩慢, 使部隊遭到重大危險甚至嚴重損失。而正是在遵義會議后, 由于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最高軍事指揮機關, 紅軍才靈活機動地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 最終勝利完成戰略轉移任務。1938年5月, 毛澤東在出席抗大第三期教學總結干部會議上再次強調:軍隊在軍事指揮上應強調單一的指揮, 強調服從[10]73。應該說, 毛澤東關于軍事指揮權應當集中的思想是適應戰爭需要的軍事法則, 它科學地解決了人民軍隊內部民主與集中的關系問題, 為奪取革命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 、毛澤東的軍事行政法和軍事刑法思想

  2.1、 人民軍隊的核心軍規軍紀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作為卓越的政治家和軍事家, 毛澤東深知軍紀的優良與否關乎民心的背向。但是, 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 鍛造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絕非易事。尤其是在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力量的早期革命中, 軍隊官兵的成分十分復雜。為戰勝敵人, 毛澤東為這支軍隊確立了聞名于世的軍規軍紀“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而這“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在性質上既是軍事行政法也是軍事刑法。毛澤東領導制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雖然字數不多, 但生動形象、貼近生活、言簡意賅, 至今仍然是我軍軍事法的靈魂所在。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形成有一個過程。1927年10月下旬, 上井岡山之前, 毛澤東在遂川向部隊宣布三條紀律:第一, 行動聽指揮;第二, 打土豪款子要歸公;第三, 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11]169。攻克遂川縣城后, 毛澤東發現部隊存在一些侵犯群眾利益的問題, 又宣布六項注意:還門板, 捆鋪草, 說話和氣, 買賣公平, 不拉夫、請來夫子要給錢, 不打人不罵人。“三大紀律, 六項注意”就是在遂川形成的。1928年4月, 針對部隊受“左”傾盲動主義影響發生的違反紀律的情況, 毛澤東在沙田集合隊伍進行紀律教育, 再次宣布工農革命軍的“三大紀律, 六項注意”。此時, “三大紀律”修改為:第一, 行動聽指揮;第二, 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第三, 打土豪要歸公。“六項注意”修改為: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害東西要賠[9]235。對于紅軍中破壞軍紀的行為, 毛澤東作了認真的分析, 并上升到很高的政治高度。在1929年6月寫給林彪的信中, 毛澤東說:“軍紀問題是紅軍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5]69在毛澤東當時看來, 紅軍中破壞軍紀的現象主要是由“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流氓意識”造成的, 而當時有人 (包括各級指揮員) 存在姑息遷就的傾向, 認為打了勝仗就是頭等大事。毛澤東認為, 絕不能將違犯軍紀看作是小事, 能否嚴整軍紀是關系到我黨能否爭取民心、部隊能否維系團結的重大問題。在1929年12月通過《古田會議決議案》中, 毛澤東再次重申了紅軍必須嚴格遵守軍紀、堅持軍民團結的思想。

  古田會議之后, 紅軍中違犯軍紀的現象大大減少了, 但毛澤東絲毫沒有放松對紅軍官兵的紀律要求。1930年3月20日, 紅四軍到達南康縣唐江鎮, 毛澤東和朱德于次日發布紅四軍軍部關于整頓軍風軍紀的訓令, 提出“務使各官兵一體遵照三條紀律六大注意, 使紅軍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眾”, 申明“凡違反軍風軍紀者, 無論大小必于查究”[9]300–301。此后, 毛澤東、朱德簽發了《全銜訓令第七號——加強雜務人員教育的訓令》, 將“三條紀律”與“六大注意”相提并論, 初步形成了后來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雛形?。由于根據地的擴大以及紅色政權的建立, 紅軍籌款的來源逐漸不完全依靠打土豪了, 毛澤東便把“三大紀律”中的“打土豪要歸公”改為“籌款要歸公”, 后又改為“一切繳獲要歸公”, 后來又將“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改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抗戰時期, 毛澤東也多次就軍紀問題做出過重要指示。1944年11月1日, 毛澤東在出席八路軍南下支隊的誓師大會上, 鼓勵南下支隊的指戰員要像“王者之師”那樣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真正做到紀律嚴明, 秋毫無犯[10]555。1945年4月,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 毛澤東在作口頭報告時再次說到軍隊的紀律問題:“一個軍隊, 要有統一的紀律, 要聽號令:立正, 稍息, 向左看, 向右看, 開步走, 瞄準放。不然敵人在前面, 一個往東放, 一個往西放, 是要被敵人消滅的。”[12]

  1947年10月10日, 在解放戰爭的形勢發生根本變化的時候, 毛澤東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 其中提到:“必須提高紀律性, 堅決執行命令, 執行政策, 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軍民一致, 軍政一致, 官兵一致, 全軍一致, 不允許任何破壞紀律的現象存在。”[8]1239與此同時, 毛澤東為解放軍總部起草了《關于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 統一規定“三大紀律”為:“ (一) 一切行動聽指揮; (二) 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三) 一切繳獲要歸公。”“八項注意”是:“ (一) 說話和氣; (二) 買賣公平; (三) 借東西要還; (四) 損壞東西要賠; (五) 不打人罵人; (六) 不損壞莊稼; (七) 不調戲婦女; (八) 不虐待俘虜。”毛澤東要求全軍“以此為準, 深入教育, 嚴格執行”[13]。

  新中國成立以后, 毛澤東對軍隊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要求始終沒有放松。毛澤東不僅十分重視《中國人民解放軍紀律條令》等軍事法的制定, 也時常發表有關軍規軍紀的講話和報告。1950年6月, 毛澤東在審閱聶榮臻向政協一屆二次會議的軍事報告中特意加上一段文字:“全軍必須維持良好的紀律, 改善官兵關系和軍民關系。”[14]15111950年10月, 在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兵朝鮮前夕, 毛澤東發布命令:中國人民志愿軍必須“嚴格地遵守軍事紀律和政治紀律, 這是保證完成軍事任務的一個極重要的政治基礎”[15]。1952年, 他起草并發出了《軍委關于糾正放松軍事教育和紀律廢弛現象的指示》, 要求全軍“進行一次整頓紀律的工作, 以嚴格執行命令指示, 嚴格軍風紀, 嚴格遵守制度, ......對于嚴重違反紀律和損壞武器、裝備的行為, 應予認真的追究責任, 和給予應得的處罰”[7]71。

  2.2、 不以軍功折抵違犯軍紀的行為

  在我軍早期的軍事法中, 尚未嚴格區分現代意義上的軍事行政法、軍事刑法以及軍事刑事訴訟法, 軍事違紀行為與軍事犯罪行為的區分也并不明顯, 違犯軍紀的行為常常就是犯罪, 要用軍法的方法懲罰。毛澤東對軍規軍紀看得十分重要, 對于違犯軍規軍紀的行為, 一經發現, 嚴肅懲處。即使違犯者曾經立下軍功, 也要賞罰分明, 功過不能相抵。在三灣改編后不久就出現了團長陳浩等人企圖煽動士兵逃跑的事件, 毛澤東通過召開前委擴大會議統一意見, 以特別軍事法庭的名義判處陳浩等四名軍官死刑。這一功過分明的態度, 引起了全軍的震動。1929年的古田會議上, 毛澤東提出要“編制紅軍法規”以嚴肅軍紀。短短幾個月內, 中央軍事委員會就通過了《中國工農紅軍紀律暫行條例草案》《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等紅軍法規。在1932年2月, 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名義與副主席項英、張國燾一起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軍事裁判所暫行組織條例》, 就蘇區軍事裁判所的組織系統、組成人員、組織任務、審判程序等問題進行了規定[16]788–791。這是一部專門的軍事刑事訴訟法, 在早期軍事法制建設中占據重要的地位。1933年4月, 毛澤東等又發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命令——為檢查和取締私人槍支禁止冒穿軍服事》, 這是一部單行的軍事刑法, 主要規定了非法持有槍支以私藏軍火論罪、不得隨意穿紅軍軍服等內容[16]603–604。1933年12月, 毛澤東和項英等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關于處置紅軍中逃跑分子的命令。命令宣布:拖槍逃跑者, 一經捕獲就一律就地槍決;組織逃跑者, 一律逮捕經公審槍決;屢次逃跑、造謠破壞紅軍及歸隊運動者, 一律逮捕送法庭處以有期徒刑直到槍決;因政治覺悟不夠而個人逃回者, 各級政府應加強對他們的宣傳鼓動, 使他們自愿歸隊, 決不能采取逮捕禁閉等辦法;任何逃跑分子絕對不許收容在后方機關、部隊、團體中工作和服務[9]417。這些命令和規定, 既是軍紀, 也帶有軍事刑法的性質。即使在長征途中, 在戰斗十分頻繁的歲月里, 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也沒有忘記紅軍紀律的重要性。

  在毛澤東看來, 軍法和軍紀的本質是一致的, 違反軍法或者軍紀都是對革命的犯罪, 都應當追究責任, 受到懲罰和教育。因此,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本身既可以說是軍事紀律, 也可以說是軍事刑法, 違反這些規定, 輕者予以批評教育, 重者可以處以極刑。對于那些位高權重的軍人, 尤其不能姑息縱容其違犯軍紀的行為。1937年10月5日, 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3期第6隊隊長、共產黨員黃克功因對陜北公學女學生劉茜逼婚未遂而將劉茜開槍打死, 在當地造成極壞的社會影響。為了消除影響, 嚴肅紀律, 毛澤東下定決心決定處以黃克功極刑。毛澤東親自寫信給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 信中說:“黃克功過去斗爭歷史是光榮的, ......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 ......因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 根據黨和紅軍的紀律, 處他以極刑。”[17]39這一事件再次表明, 毛澤東對革命軍人的紀律要求是嚴格的, 對于嚴重違反軍法的行為必須嚴懲, 絕不以過去的功績為掩飾和折抵。

  3、 毛澤東的戰爭法思想

  3.1、 自衛原則是戰爭法則中的道義制高點

  在毛澤東對戰爭法的論述中, 首位重要的思想是戰爭法中的自衛原則, 其核心是:我軍作戰的主要目的是防御, 因而作戰的范圍和強度以堅決制止敵方的軍事挑釁為要旨;雖然戰爭是由敵方挑起的, 我軍是被動應戰的, 但一旦我軍開展防御作戰, 就絕不應是消極防御而應是積極防御。

  毛澤東對戰爭中自衛原則的思考, 在抗戰時期形成了一個比較成熟的方針, 即針對國民黨制造的摩擦事件和發動的反共高潮, 毛澤東明確提出了“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的自衛戰爭方針。毛澤東在回答記者提問共產黨如何對待所謂摩擦的態度時指出:“我可以率直地告訴你們, 我們根本反對抗日黨派之間那種互相對消力量的摩擦。但是, ......如果欺人太甚, 如果實行壓迫, 那末, 共產黨就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待之。這態度就是: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2]590毛澤東親自將這一戰爭法則稱為“自衛原則”, 他說:“這就是說, 決不可無故進攻人家, 也決不可在被人家攻擊時不予還擊。這就是斗爭的防御性。”[2]749由此可見, 毛澤東著眼于抗日戰爭的大局, 強調既聯合又斗爭, 既給頑固派的軍事挑釁以沉重打擊, 又不致使抗日統一戰線破裂, 毛澤東給了這種自衛的原則一個簡潔的稱謂, 即“有理”原則。“有理”原則, 與“有利”“有節”的原則相結合, 就成為抗戰時期八路軍、新四軍與國民黨頑固派之間軍事斗爭的重要法則。

  在抗戰過程中, 國民黨頑固派先后發起過三次大的反共高潮, 制造大大小小的摩擦事件上百起, 甚至發生過“皖南事變”這樣嚴重的事件。對此, 毛澤東的態度是十分明確的:“......對于那些敢于攻打進步軍隊、進步團體、進步人員的人, 我們是決不能容忍的, 是必定要還擊的, 是決不能讓步的。”[2]716但是, 自衛戰爭的限度一定要把握好, 即“這種抵抗是有用的, 但必須嚴格站在自衛立場上, 決不能過此限度, ……為此目的, 一定條件下的緩和、退讓也是必要的”[17]221–222。軍事不過是政治的延續, 抗戰時期國共兩黨的軍事斗爭必須在維護整體團結抗戰的基礎上展開, 這就決定了我軍對頑固派的自衛反擊必定有一定限度。因此, 所謂“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強調的是我軍絕不向任何國民黨軍隊主動進攻 (當然不包括汪偽軍隊) , 我軍絕不挑起戰端;而“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則是指如若我軍遭到國民黨軍隊進攻, 我軍絕不會避戰求和、姑息退讓, 必然會堅決、徹底地消滅敢于進攻的任何頑軍, 進而迫使其停止挑釁。

  毛澤東的自衛戰爭原則在新中國成立后又有新的發展。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多次就戰爭的自衛法則問題表明了態度, 他說:“任何地方我們都不去侵略。但是, 人家侵略來了, 我們就一定要打, 而且要打到底。”[7]176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 印度政府不顧兩國友好關系, 在邊界問題上屢屢向我國發難, 我國政府本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對印方的挑釁一再保持了克制。然而, 印度政府竟錯誤估計形勢, 不顧我國對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呼吁, 派遣軍隊武力侵占我國傳統領土。在此情況下, 毛澤東確定了對印斗爭的基本方針, 即“決不退讓, 力爭避免流血;犬牙交錯, 長期武裝共處”。這正是一種堅持不挑釁、不退讓、力爭和平、以戰止戰的斗爭方針。然而尼赫魯卻執迷不悟, 悍然決定向我軍發起武力“驅逐”, 終于釀成中印邊境戰爭。當印軍進攻已成事實后, 毛澤東才下定決心進行一場作戰時間、地域和目標都有限的反擊戰。在我軍完成戰役目標后, 毛澤東又下令我軍停止軍事行動, 釋放戰俘, 歸還對方武器, 并后撤脫離戰場, 實現了軍事上、道義上的雙重勝利。在20世紀60、70年代面臨美蘇兩大超級大國的軍事威脅時, 毛澤東始終堅持“備戰”“不打第一槍”“來了就堅決打”的思想。對于戰爭的自衛法則, 毛澤東終其一生都將其置于軍事斗爭的重要原則加以貫徹之。

  3.2、 寬待戰俘是戰爭法的重要原則

  對戰俘予以人道主義待遇是當代國際軍事法的重要原則之一, 同時也是1949年《日內瓦公約》的重要內容。然而, 毛澤東的寬待戰俘思想不僅比國際公約的形成時間更早, 而且實踐得更徹底, 人道主義內容更豐富。眾所周知, 我軍在戰場上有一句著名的口號:“繳槍不殺!”這反映了我軍的戰場政策是只要敵人放下武器, 無論是否投誠都給予生命安全的保障。而毛澤東的寬待戰俘思想遠遠不止于此, 毛澤東對待戰俘的思想包含了瓦解敵軍、分化敵營、政治宣傳、教育改造等豐富的內容。

  1928年2月, 毛澤東指揮工農革命軍攻占了寧岡縣城, 俘虜了近三百人。在押送俘虜的過程中, 出現了打罵俘虜、搜俘虜腰包等現象, 毛澤東立刻提出糾正。毛澤東對指戰員們說明, 敵軍中的許多士兵跟我們一樣都是窮苦人民出身, 是被迫參加國民黨軍隊的, 應該把他們看成是我們的階級兄弟而不應當打罵。他還宣布:工農革命軍不殺、不打、不罵俘虜, 不搜俘虜腰包, 對傷病俘虜給以治療;經過教育、治療后留去自由, 留者開歡迎會做革命軍戰士, 去者開歡送會并發路費[11]171。古田會議更加明確了紅軍優待俘虜的政策, 詳細規定了對俘虜兵“不搜檢他們身上的錢和一切物件”“反對給俘虜兵以任何言語或行動上的侮辱”, 給予“物質上的平等待遇”, 不愿意留下的“發給路費, 放他們回去”“醫治敵方傷病”等內容。這種對待敵方俘虜的寬大措施, 不僅在中國歷代戰爭史上絕無可能, 就是“二戰”結束后制定的國際公約也無法超越。正是這種空前優厚的俘虜政策, 感染了無數出身貧苦的國民黨士兵, 使他們感受到了新舊軍隊的強烈對比, 有的國民黨士兵和下級軍官一再被俘、一再被放, 最終誠心加入紅軍隊伍。正如毛澤東所說:“對敵軍的宣傳, 最有效的方法是釋放俘虜和醫治傷病。敵軍的士兵和營、連、排長被我們俘虜過來, 即對他們進行宣傳工作, 分為愿留愿去兩種, 愿去的即發路費釋放。這樣就把敵人所謂‘共匪見人就殺’的欺騙, 立即打破。”[3]67

  抗日戰爭是一場日本帝國主義欲滅亡中國、中華民族為生存而戰的民族對決。在國共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后, 日本軍隊成為我軍的主要敵人, 如何處置日軍戰俘和投誠人員, 毛澤東進行了明確的表態。1936年7月, 毛澤東接受美國記者斯諾的采訪時指出:“被我們俘虜和解除武裝的日軍官兵將受到優待。我們不會殺死他們, 而是會像兄弟那樣對待他們。”[5]406這是毛澤東首次就外國戰俘的寬大處置問題公開發表意見。面對民族大敵, 面對日軍對我抗日根據地的殘酷“掃蕩”以及我國同胞的殘酷暴行, 毛澤東仍能清醒地將罪惡的日本軍國主義整體和參戰的日本士兵個人相區分, 這是極具戰略眼光的。當英國記者貝蘭特問毛澤東優待俘虜的政策對日軍是否有效時, 毛澤東明確回答說, 即使日軍對八路軍施放毒氣, 我們也仍然要寬待俘虜。“我們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戰的下級干部給以寬大待遇, 不加侮辱, 不施責罵, 向他們說明兩國人民利益的一致, 釋放他們回去”[2]381。顯然, 毛澤東是從更高的國際主義層面考慮這種優待日軍戰俘政策的積極意義。

  除日軍以外, 八路軍、新四軍還面臨著數量眾多的偽軍以及部分國民黨頑固派軍隊的進攻, 如何處理被俘的偽軍以及國民黨軍隊戰俘, 毛澤東說得也十分清楚:“對敵軍、偽軍、反共軍的俘虜, 除為群眾所痛惡、非殺不可而又經上級批準的人以外, 應一律采取釋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參加、多少帶有革命性的分子, 應大批地爭取為我軍服務, 其他則一律釋放;如其再來, 則再捉再放;不加侮辱, 不搜財物, 不要自首, 一律以誠懇和氣的態度對待之。”[2]767“本軍對于放下武器的蔣軍官兵, 一律不殺不辱, 愿留者收容, 愿去者遣送。”[8]1238毛澤東的這一態度表明, 不管是國民黨哪個派系的軍隊, 包括汪偽軍隊, 只要放下武器就能獲得我軍優待, 保證“一律不殺不辱”。

  在解放戰爭中, 優待俘虜的政策對于瓦解敵軍更是起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由于我軍認真貫徹優待戰俘的政策和紀律, 很多俘虜兵經過教育, 認清了人民軍隊的本質和解放戰爭的意義, 思想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主動要求加入人民解放軍, 這對瓦解國民黨陣營、加速解放戰爭勝利的進程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后, 毛澤東仍在多個場合屢次提到寬待戰俘的問題, 不僅對國內高級干部談到過這個問題, 也在會見外賓時說過。1950年11月, 毛澤東在給彭德懷、鄧華等志愿軍領導人的電報中說:“你們釋放美俘的行動, 已在國際上收到極好的效果。請準備于此次戰役后再釋放一大批, 例如三四百人。”[14]3671963年8月, 毛澤東在會見越南勞動黨南方局負責人時說:“要取得勝利, 敵軍工作很重要, 俘虜政策很重要。”[18]192“俘獲后對他們進行宣傳、教育, 然后釋放, 這樣好。”[18]240可以說, 毛澤東終其一生都認為優待戰俘問題是一個原則問題, 我軍無論何時都必須堅持這一原則。

  3.3、 懲辦首要戰犯并區別對待其他戰犯是戰爭法則的必然要求

  戰俘與戰犯是有區別的。與禁止虐待戰俘一樣, 對戰犯的罪行進行法律追究同樣是當代軍事刑法的重要內容, 同時也是當代戰爭與武裝沖突法的要求。毛澤東關于懲罰戰犯的思想與其寬待戰俘的思想是并行不悖的, 這反映出毛澤東清楚地認識到需要追究戰爭犯罪責任的只是極少數發動侵略戰爭和反人民內戰的首要分子, 以及堅決執行戰爭命令或者對造成人道主義災難負有直接責任的高級官員。對于一般的參加侵略戰爭和內戰的敵軍官兵, 毛澤東是不作為戰犯看待的, 這與毛澤東一貫的爭取大多數、孤立極少數的斗爭策略是一致的。

  早在抗戰勝利后不久的國共談判中, 毛澤東就代表中共中央向國民黨方面提出過懲罰日本戰犯和漢奸罪犯的要求。1949年1月26日, 南京政府宣布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經軍事法庭審判后無罪, 通電發表后, 引起全國輿論嘩然。毛澤東在1月28日發表了《中共發言人關于命令國民黨反動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和逮捕國民黨內戰罪犯的談話》, 其中指出:“日本戰犯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 為日本侵華派遣軍一切戰爭罪犯中的主要戰爭罪犯, 今被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戰犯軍事法庭宣判無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聲明:這是不能容許的。”[8]1394由此可見, 毛澤東對于懲罰日本侵略軍的首要戰犯是毫不含糊的, 特別是對岡村寧次這樣的重要戰犯, 毛澤東認為是應當予以懲辦的。對于其他日本戰犯, 毛澤東認為同樣應當讓他們接受中國人民的審判, 要求國民黨方面不得“擅自釋放”或者“縱令逃逸”。

  對于國內戰爭中的戰犯, 毛澤東也提出應當予以懲辦。關于懲辦發動內戰的國民黨戰犯的聲明, 最早見于毛澤東1947年親自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在人民解放軍拉開戰略反攻序幕的時候, 《宣言》首次提出了“逮捕、審判和懲辦以蔣介石為首的內戰罪犯”的要求, 并指出:“對于罪大惡極的內戰禍首蔣介石, 一切堅決助蔣為惡、殘害人民、而為廣大人民所公認的戰爭罪犯, 本軍必將追尋他們至天涯海角, 務使歸案法辦。”[8]1238《宣言》不僅首次提出了追究“內戰罪犯”責任的要求, 而且提出了“首惡者必辦, 脅從者不問, 立功者受獎”的分別處理原則, 對于分化、打擊敵人和加速戰爭進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也成為后來我國刑事政策應對普通刑事犯罪的原則之一。同年2月5日, 毛澤東再次以中共發言人的名義發表了《中共發言人關于和平條件必須包括懲辦日本戰犯和國民黨戰犯的聲明》, 《聲明》中說:“我們認為必須在第一個條件中增加懲辦日本戰犯一個項目。......這兩類戰犯問題都得談判, 這兩類戰犯都得懲辦。”[8]1402總而言之,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集體向全國人民發出了懲辦日本戰犯、國民黨戰犯的要求, 使全國人民對戰爭罪行的了解更加深入, 并滿足了人民的正義感, 其戰犯審判實踐推動了我國軍事法和刑法的發展。

  4、 結語

  毛澤東的軍事法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它既不同于毛澤東對純軍事問題的論述, 也不同于毛澤東對其他法律問題的闡述, 而是關于怎樣用制度、規范去指導和約束軍事活動的一整套法律思想體系。作為卓越的政治家和軍事家, 毛澤東的軍事法思想帶有強烈的政治氣息和時代特征。毛澤東軍事法思想的首要特征便是實用性, 用今日的通俗語言說就是十分接地氣。譬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就準確地把握了軍隊紀律的需要與紅軍戰士的理解能力, 對于保持部隊的凝聚力功不可沒。毛澤東軍事法思想的另一個特征就是靈活性, 即根據政治軍事斗爭的需要不斷調整軍事法的內容。比如戰爭法則中的自衛原則, 在敵強我弱的時候, 毛澤東強調“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便是為了保持自己的力量, 避免過早與敵決戰。但在全國革命形勢發生根本變化后, 毛澤東提出務將戰犯追究到底, 又是為了革命勝利后取得政治斗爭的主動。毛澤東軍事法思想的特征還在于全局性, 即對于軍隊的組織原則和制度、軍人的紀律和職責、軍事犯罪及其懲罰、軍事人道主義和戰爭法則等有關軍事法的宏觀和微觀問題, 毛澤東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 提出了許多著名的論斷, 反映了其軍事法思想的全面性、綜合性特征。

  毛澤東長期作為黨、政、軍的最高領導, 他的軍事法思想深刻影響了黨和國家的軍事法制建設。毛澤東關于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軍隊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以及軍事指揮權的相對集中等軍事組織法思想, 至今仍是指導我軍建設的根本方針。由毛澤東奠定基礎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至今也仍是我軍寶貴的精神財富, 同時也是軍事行政法的核心與靈魂。毛澤東所倡導的軍法從嚴、軍人從嚴的原則, 在我國軍事刑法中有全面的反映。毛澤東提出的戰爭中的自衛原則、寬待戰俘原則和懲辦戰犯的思想, 對國際軍事法的發展更是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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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 至于“六項注意”是在哪一段時期以及如何發展為“八項注意”的, 史學界還有爭議。但沒有爭議的是, 在土地革命、紅軍長征以及抗日戰爭期間, 不同根據地和軍隊中貫徹執行的“八項注意”稍有不同, 由此才產生了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修訂并頒布全軍統一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歷史背景。

    萬志鵬.論毛澤東的軍事法思想[J].西南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21(04):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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