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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學派的符號學研究及其方法創新

時間:2020-01-25 來源:江西科技師范大學學報 作者:姜永琢 李心釋 本文字數:9464字

  摘要:在“語言學轉向”之后, 普通語言學對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的影響力轉移到了符號學身上, 符號學則在語言意義研究上極大推動了普通語言學問題的研究進展, 具有重要的方法創新與方法論價值。符號學巴黎學派處于基于語言學模式的符號學高峰, 在意義問題研究上糾正了傳統語言哲學的意義外在論, 其不再通過語言及其意義來認識世界, 而是認為世界本已意指化, 意義與符號不可分離, 從而形成特有的語言學方法, 即語言符號論、話語理論、意義分層觀等三種思想創新和語義結構分析法、意指實踐分析法兩種操作性方法。

  關鍵詞:普通語言學; 巴黎學派; 符號學;

  作者簡介:  姜永琢 (1977-) , 女, 遼寧丹東人, 哲學博士, 西南大學文學院講師, 研究方向為語言哲學; ;  李心釋 (1971-) , 男, 浙江瑞安人, 西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 研究方向為語言理論。;

  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項目“符號學巴黎學派的語言哲學研究” (項目批準號14YJC720011);

The Paris School of Semiotics and Its Linguistic Methods

  Abstract: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ing”, the influence of general linguistics on philosoph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as transferred to semiotics, which greatly promot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general linguistics in the study of linguistic meaning and has important method innovation and methodology value. Semiotics Paris school is on the semiotics peak based on the linguistic pattern. It corrected the meaning externalism of traditional language philosophy. It holds that people no longer know the world through language and its meaning, but that the world is already signified, meaning and symbol is inseparable, forming unique linguistic methods, namely, the three kinds of innovative thinking: language symbolism, discourse theory, and hierarchical view of meaning, and the two operational methods: semantic structure analysi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 analysis.

  Keyword:general linguistics; Paris school; semiotics;

  符號學和語言哲學的核心都是意義問題, 但兩者的研究路徑有所不同。符號學是“意義的科學”, 它關注意義的生成和組織方式;語言哲學則關注“意義是什么”, 以此來認識世界, 討論語言與世界的關系。20世紀是語言學的世紀, 哲學的語言學轉向成果顯著, 然而符號學介于普通語言學和語言哲學之間, 其成果都是后二者中的有機組成部分, 其方法對整個人文社會學科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不同于語言學以語法和能指形式為中心, 巴黎學派的符號學研究最重要的特點是以意義和意指問題為核心, 在語義研究方面極大地豐富了普通語言學的內涵, 其研究方法的創新, 對普通語言學與語言哲學均有重要影響。

  語言研究從來不只是語言學內部的事, 20世紀里, 所有哲學流派幾乎都在研究語言問題, 嚴格地說, 語言哲學不是一個哲學流派, 而是哲學中的一種語言學思潮, 這個席卷了大半個人文社會學科領域的思潮, 在歐陸與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聯系緊密, 在英美多承繼語言及邏輯研究的傳統。研究語言的目標是呈現人類精神活動的面貌, 對語言的形式分析, 呈現的也是人類精神活動的形式, 維也納學派研究科學話語表達方式, 呈現出的科學史就是一部科學話語表達方式不斷更新的歷史。伴隨著語言研究的繁榮, 人文學科研究也變得“科學化”, 而語言學是始源之一, 索緒爾理論為語言學的科學化做出了重大貢獻, 之后的符號學發展, 使語言研究成為一種科學的思考方式, 或者說, 符號學的目標就在于使符號表達系統更加科學化。不同于哲學, 符號學的語言研究以跨學科方法論的面目出現, 比如格雷馬斯的“普遍語義學”, 已成為諸多理論的基本方法之一。

  阿佩爾 (Karl-Otto Apel) 大致勾勒出了20世紀現代語言學、符號學思想對哲學的滲透脈絡, 他的努力使哲學界對“語言分析”的范式更加自覺了。他這樣提出他的哲學改造方案:“把語言的先驗語用學 (Transcendental Pragmatics) 的觀念整合到先驗符號學的觀念中去, 我把后者認作第一哲學的一個新范式 (在前康德的本體論和后康德的關于意識的先驗哲學之后的第三個范式) .”1他的先驗語用學主要基于符號學和解釋學, 目標是對康德“先驗哲學”的改造, 因為他認為先驗問題, 即人類知識的可能性條件問題, 仍然是現代哲學的中心問題。他說:“事實上, 語言學與哲學的關系從未像在今天那么緊密。也許喬姆斯基本人會說得更準確些:自從理性主義和浪漫派的語言哲學和‘哲學語法’被印歐語系比較語言學和所謂現代經驗描述語言學取代以來, 語言學與哲學的關系從未像在當代這樣緊密。”2也就是說, 自從語言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從哲學中分離出來后, 二者的關系在當代再一次緊密起來。阿佩爾從這個關系的哲學一端看到, 若沒有現代分析哲學與數理邏輯的思想方法, 喬姆斯基的生成轉換語法理論是不可設想的, 并且我們必須要在三種哲學形式, 即邏輯經驗主義、批判理性主義、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解釋學-辯證法哲學中, 對喬姆斯基的思想進行定位。? (Umberto Eco) 從這個關系的符號學一端看到, 他所探討的符號、意義、隱喻、象征和代碼這五個論題, 過去是而且現在仍然是有關語言哲學的任何探討的中心論題3.

  事實上, 這種聯系在哲學史上也是明確的, 柏拉圖 (Plato) 《克拉底洛篇》專門探討詞與物的關系, 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工具論》談的全是語言范疇問題, 約翰·洛克 (John Locke) 《人類理解論》最后一章中說人類的全部認識范圍都可化為物理學、倫理學和符號學, 今天還有更多的哲學家在對語言和其他符號系統的思考中澄清了很多形而上學及倫理學問題的基礎, 這都說明諸多優秀的哲學家或思想家從未離開過語言學或符號學的研究,F代普通語言學和一般符號學, 如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的語言思想和皮爾斯 (Charles Sanders Peirce) 、?脐P于一般符號學的思想, 都具有很強的哲學品性, 他們提出的一般范疇可以在哲學中得到直接的呼應。符號學所提出的東西一般不會割斷思想與過去的聯系, 往往通過對語言或符號形式的重新解讀實現一種思想上的新的審視, 這一方法的精神已經在哲學中得到了普遍的體現。這樣的符號學, 實際上是符號哲學, 雖然索緒爾的手稿中還常常聲稱他不做哲學思考。

  符號學一直處于語言學與哲學的邊緣地帶, 在中國尤甚。分析哲學對語言的認識與符號學大相徑庭, 分析哲學把語言當作由固定的現成的音義結合體形成的自足的整體, 符號學卻對語言持完全開放的態度, 從索緒爾關于“語言中只有差異”的論述到各種符號理論關于意義的生成和表征, 無一不說明人類的符號活動的無限可能性。到目前為止, 人們已經公認符號活動至少能夠擴展到意識或認知發生處。為顯現符號學對哲學的沖擊, 約翰·迪利 (John Deely) 要為“一項已經完工的龐大工程寫份摘要”, 即“把當代符號學充分放置在作為整體的哲學史視野之中, 展現它從古希臘愛奧尼亞的源頭到新近成長為符號學---符號學說的整個歷程”4, 不過, 這也是一項永遠無法完成的偉大事業。

符號學

配圖 符號學

  普通語言學直接促成符號學的繁榮, 使得在20世紀后半葉哲學和符號學有了一定競爭關系, 哲學曾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元理論, 為后者提供統一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原則, 當符號學興起后, 哲學的元理論地位已有所減弱。而符號學在進行意義問題研究時所用術語如符號、結構、功能、話語、文本、表達、內容、形式、實質、能指、所指、義素等, 在跨學科研究中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符號學在20世紀末開始成為一門顯學, 在哲學領域自稱符號學家的有莫里斯, 文化學領域有?, 語言學領域有格雷馬斯, 等等, 而哲學界皮爾斯、卡西爾的研究對象就設定在符號領域, 弗雷格、胡塞爾、羅素、維特根斯坦、卡茨等都對符號學問題有較多涉及。符號學最初的也是最大的模式是語言學模式, 法國是基于普通語言學的符號學的重鎮, 同時法國哲學也深受符號哲學的浸染, 甚至整個歐陸哲學都籠罩在索緒爾及其之后的符號學思想中。從索緒爾到本維尼斯特, 語言符號學已奠定了后來的巴黎符號學學派的認識論基礎, 同時也為德里達 (Jacques Derrida) 、利奧塔 (Jean-Francois Lyotard) 、? (Michel Foucault) 、拉康 (Jaques Lacan) 、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等后現代思想家準備了方法論武器。法國結構主義思潮在整體上對世界哲學產生了重大影響, 因為從理論創新的重要性來看, 20世紀西方居首位的三大理論性思潮為分析哲學、現象學和結構主義, 法國占了兩席。結構主義始終是一個集合名詞, 其中各種思想所關心的領域差別甚大, 但它們有共同的出發點, 即索緒爾的語言符號學理論。“‘結構主義的首要標準就是發現和承認第三種秩序, 或曰第三個領域:即象征。’結構主義用這種方式修正了形而上學對于語言的輕視。因為傳統哲學將語言只看做是符號倉庫, 主體可以自主地支配它, 然而結構主義則反思系統自身的自主性, 這個系統主導著言說的愿望, 使主體受制于它---與主體的拉丁文‘subiectus’詞義相符。”5

  結構主義雖然強調一種結構的超驗性---既非理性, 又非感性, 但意義是結構背后具有決定性力量的參考值, 結構主義符號學傾力研究的就是意指問題。不過, 現象學中的符號意指 (signification) 理論本身也是現代符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意指不是嚴格語言學的場所, 卻是典型的符號學場所, 格雷馬斯 (Algirdas Julien Greimas) 在其《結構語義學》一書中主張把符號學定義為意指系統的一種等級分析學說, 把意指整體分為深層結構、表層結構和表現結構。語言和符號的界限相當模糊, 在很多哲學家的頭腦里, 廣義的語言和廣義的符號都是彼此包含的, 所以語言與非語言的區分在符號學中實際上變得可有可無。在符號學中, 對語言符號的分析有一種重要的分歧, 即一開始就進行三元關系的分析, 還是進行排除了作為外部世界的客體化事物的二元關系分析。索緒爾把外部世界擱置起來, 即從言語中抽離出語言, 但他關于語言的研究日后卻重新成為看待世界的有力武器, 德里達、?、拉康等, 他們都不過是把對語言的認識重新放回世界中, 形成了對舊的世界觀的極大批判力量。相反, 皮爾斯沒有將符號與其所涉及的世界割裂, 卻未能發展出更有力的批判武器。

  基于語言學模式的符號學高峰在巴黎符號學學派。格雷馬斯弟子高概 (Coquet, J.C.) 于1982年發表的《巴黎學派》對此有較為集中的介紹,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本維尼斯特、格雷馬斯、羅蘭·巴特等。而符號學的另一個模式是大洋彼岸的邏輯模式, 以皮爾斯的符號學與邏輯學為其理論基石, 但在皮爾斯之后僅有莫里斯、米德等少數幾人堅持。20世紀70年代, 兩大符號學源流有合流之勢, 在當代符號學中皮爾斯模式得到了重新發現與研究, 在?、西比奧克等人的符號學研究中表現異常明顯。

  巴黎學派基本原則是從語言學外推建構符號研究理論, 基本上代表了語言中心論的符號學傳統, 在符號學方法和具體學術領域中的符號學研究上做出了很大貢獻, 如本維尼斯特的話語理論、巴特的文學符號學、格雷馬斯的結構語義學, 等等。而意大利符號學家?频囊话惴枌W, 試圖自創以通訊理論的代碼論為中心的符號學。兩者與索緒爾、皮爾斯一起成為當代符號學最有體系的四大理論源泉。

  世界范圍內的歐美學術傳統對話與合流趨勢越來越明顯, 巴黎學派對第二個模式也有一定的吸收, 巴黎學派的語言學方法在英美哲學中也有了回應?ù (Jerrold J.Katz) 是當今發達的美國語言哲學與語言符號學結合的重要象征, 他的結構語義學理論與格雷馬斯的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 結構語義學有了作為普遍語義學而成為跨學科方法論之趨勢。

  意義問題在哲學中經常超出語言學和符號學的范疇, 關于意義的哲學研究雖然在西方哲學史上由來已久, 但比較集中的探討卻發生在語言學轉向之后的20世紀后半葉, 以致吉爾伯托·賴爾曾說:“對意義的關注成了英語哲學家的職業病”6.各種意義問題的落腳點只能是符號或語言。與其說哲學家們關注語言, 不如說關注的是語言與世界的關系。語言與世界的劃分一直以來是個公設, 直到晚近此公設才有所動搖, 出現了語言建構世界的思想, 如納爾遜·古德曼 (Nelson Goodman) 《構造世界的多種方式》一書中所呈現的。多數哲學家們都把意義看作世界內容的鏡像, 即意義是對世界的認識與表達。這樣的“意義”屬于認識論的意義, 意義作為手段, 并沒有獨立的地位。只有當人們意識到語言本身就參與世界的建構時, 世界就成了意義的世界, 在意義之外并無世界的存在, 人的存在也是意義的存在, 舍此無他, 意義應被提升至本體論的地位來探討。

  在符號學看來, 沒有意義不是用符號來表達的, 也沒有不表達意義的符號, 那么, 在意義研究中, 符號的本質與結構特征就比符號與世界的關系更為重要, 甚至有人聲稱“語言之外別無他物” (語言代表的是符號世界) .“語言之外別無他物”的邏輯是:“真”雖然跟客觀世界有關, 但世界是沉默的, 解釋權在語言中。如果說世界原本是混沌的, 那么就是語言在為世界立法, 然則,  (1) 6語言的就等于人為的嗎?這里要解決的是人在說語言還是語言在說人; (2) 語言之外無所謂真假, 語言之內就有真假嗎?這里要解決的是, 一個人的語言與所有人的語言是不是同一回事。至少要區別語言與話語, 個人的語言是言語, 在具體語境中的言語是話語, 在語言中, 語言在說人, 在話語中是人在說語言。話語中的真假必是說話者以為的真假, “客觀”只是話語造成的效果, 其中有語體風格、話語權力等在起作用, 話語之內的真假實際上也不存在, 語言之內的真假則是語言共同體內的真假, 超過它的范圍也無所謂真假。

  語言之外有客觀世界的存在, 仍然屬于語言的假設, 這個客觀世界的存在只是為了供特定話語隨時宣稱與之符合的一個權力標志。那么, 語言的世界不可能是個真假世界, 而是個意義世界, 真假也是一種意義的區別, 而非其宣稱的“真假”.從聽者角度看, 語言的意義無不需要靠語境來解碼, 語境是語言的參照, 這個參照按純粹現象來看, 就是背景, 無論看得見還是看不見, 它都是必須隱匿的背景, 如同視覺本身, 若不把一些在場的東西抑制為背景, 一個人就什么都看不到。但背景是一個悖論存在, 它既必須隱藏又必須在場, 上下文語境屬于在場而隱藏, 而非語言的語境屬于隱藏而在場。

  問題是真的存在“非語言”的語境嗎?當拉康說人的無意識結構是語言結構時, 又如何解釋這里的“非語言”?“非語言”, 是不是存在一個無法語言化的世界?而這個世界只能被語言所假設, 你能感知到, 就已經是語言化的了。因此, “非語言”在邏輯上只能是指非顯性的語言, 即隱性的語言 (當然, 語言之外還有其他符號, 它們都可承載意義, “語言”只是個代表, 也是最終的落腳點, 可以忽略其他符號的表意) , 或者說相對于眼前的顯性話語而言, 作為背景的隱性符號世界。

  或可這么問, 不說的或沒說出來的就在語言之外嗎?語境本身就承載意義, 格雷馬斯的語境義素能夠很好地說明這個問題, 但他未就語境的語言或符號屬性進行過探究。另一個問題是, 語境的表意可以脫離語言嗎?我們如何得知與認知語境的?難道不是靠語言嗎?只不過這里有隱、顯語言的糾纏, 隱語言也參與到了顯語言的組合軸與聚合軸上, 或者是隱、顯語言在共時平面上形成了一個關系結構, 就是這個關系結構輸出特定意義, 結構不同, 意義也不同, 這是在意義理解過程中不同語境要素與顯語言形成不同的關系結構所導致的, 因為不可能所有的語境要素都能在意義理解中顯現化 (隱藏的在場) .實際上, 作為隱語言的語境要素以聚合形態存在, 投射在顯性與隱性語言的組合軸上。

  可見“非語言語境”的說法是錯誤的, 語境其實是一種未說出來的語言語境, 語言不應該只是指顯性的語言, 理當包括隱性的語言, 語言交際中, 顯隱并用。從詞源上看, “語境” (context) 借自拉丁語, 意思是編織在一起, 它包含兩個基本并列成分, 一個是焦點事件, 另一個是事件所蘊含的動作域, 此與視覺原理相同, 沒有這個域, 事件就變得無法理解。根據索緒爾理論, 語境若是非語言的, 那么必無法辨識。符號學文學中的互文理論或是語境具有語言屬性的一個重要證明。那么每個語境要素都是語言化的存在, 而一個話語事件中可能存在的語境要素是否也有著語言結構?它被聽說者調用時是否如同無意識一樣運轉?答案傾向于是。顯、隱是相對的, 語境要素中也有顯隱, 物理語境要素是顯性的, 文化與心理的語境要素是隱性的, 它并不構成一個無邊的空間, 而是如同顯語言本身具有無邊的可能, 每一個起作用的語境只在一個關系結構中, 從這個結構里誕生一些有限的意義。語言世界不是真假世界, 而是意義世界, 語境也不可能將一個非語言的世界帶進語言中來。

  意義問題是符號學巴黎學派的核心目標, 其世界觀完全采用語言內在論, 在語言學方法上具有很強的原創性。對其方法思想的考察可有兩條脈絡, 一是歷史縱向的索緒爾-葉爾姆斯列夫-格雷馬斯的路線, 二是橫向的本維尼斯特-羅蘭·巴特-列維斯特勞斯-格雷馬斯的地圖。其中本維尼斯特是承前啟后式人物, 對法國的新語言學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他的有關言語主體和語言歷時面研究, 使語言學兼重結構、主體、功能和演變, 啟動了語言學的話語轉向, 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回應了索緒爾來不及完成的建構言語語言學的設想。另外, 羅曼·雅柯布森是除了?浦饬硪粋溝通兩大符號學傳統的中間人, 也是溝通語言學與符號學的重要人物, 對格雷馬斯的思想有較大貢獻。

  方法來自于思想, 或者說, 方法是具有操作性的程序思想。從這個角度看, 符號學巴黎學派的語言學方法既有思想內涵又有可操作性。如果非要給予劃界, 可分為三個思想方法的準備階段和兩個具體的分析法。

  一是語言符號論。以皮爾斯為代表的符號學另一個模式直接切入符號研究, 而符號學巴黎學派則有一個從語言過渡到符號的過程。本維尼斯特在這個過程中提出了語言符號的必然性特征, 將符號的真正性質修訂為系統的內在制約, 修正了索緒爾關于能指與所指關系之任意性的判斷, 鞏固了索緒爾思想的嚴密性。羅蘭·巴特的符號學脫胎于語言學模型, 但區分語言學的符號與符號學的符號, 分別探討語言與符號的本質, 提出“語言符號”說, 對含蓄意指符號與元語言符號給予特別的關注。

  二是話語理論。巴黎學派認為語言只是提供了一個關系性結構的模型, 在話語中才有詞與概念的接觸, 并作為物與情境的替代者, 產生了有別于語用學的話語分析方法。巴黎學派的話語理論, 從未離開過對語言本質的反思, 其從語言的雙重性質, 即個人/社會、發音/聽覺、語音/語義、語言/言語、物質/非物質、組合/聚合、共時/歷時、統一/對立出發, 認為任何語言研究都必然導向對言語的研究, 并把“言語”改造為“話語”.話語概念的內涵既保持語言學內在論, 又向符號學擴大。這種話語理論與語用學與語言哲學中的言語行為分析在理念上相近, 兩者都將由句子組成的話語看作既是語言現象, 又是人類言語行為運作的場所, 但巴黎學派還區分語義學 (話語層面的意指) 和符義學 (符號層面的意指) .

  三是意義分層觀。語言學可以只關注能指面的連接方式, 符號學則必須研究能指與所指的關系, 這也是語言哲學的核心問題。20世紀初有兩大意義論, 即弗雷格、羅素等的邏輯哲學語義學和索緒爾的語言語義學, 繼前者而來的是維特根斯坦、奧斯汀的語用意義論, 其延伸是戴維森、奎因實用主義分析哲學方向的語義哲學中的意義論;繼后者而來的是符號學巴黎學派的語義學和符義學,F代語言學關注的不是語言的實在單元, 而是作為語言結構形式的關系范疇。符號學對哲學意義觀的最大改造是對關系的直接操作。巴黎學派對語言哲學傳統中的指稱問題給出了獨特的回答, 即認為指稱現象是語言的一個層次向另一個層次的轉移, 意義只是轉換的可能性, 一切意義探討都已到了元語言層次。格雷馬斯不僅建構意義元語言, 對元語言的一般理論也有重要貢獻。元語言有科學的元語言與非科學的元語言之分, 前者的每個術語應該處在一個嚴密一致的整體定義之中, 而這必然再需要一個元元語言, 即元語言本身須被當作對象語言在更高的層次上得到研究, 所以科學語義學的創立條件是兩個相互預設的元語言的組合。

  巴黎學派對意義問題的分析貢獻了兩大基礎性的語言學方法, 成為此后的語言學、符號學和語言哲學都無法繞開的課題。

  第一是語義結構分析法。巴黎學派的結構語義學不關心哲學語義學傳統的指稱與外延理論, 而致力于語詞意義等級的解剖與建構。語言中的意義描述是所有哲學人文科學的任務之一, 巴黎學派的抱負是在元語言域中進行語義域的劃分, 建立一種元語言基礎。與美國的哲學語義學家卡茨的理論相比, 巴黎學派的義素觀念更能夠脫離知覺領域描述的限制, 增加了對人類語言全體語義域進行微觀分析的可能。其語義結構分析將語義域分為內在域和表現域, 前者排除語言外的事實界, 后者則將語言內在性顯現于實質之中, 包括言語過程中的意指單元關系, 如下圖所示7:

  其中義素不是獨立存在的最小單元, 而是意指過程中的產物, 是兩個能指結合的產物, 由于析取作用而固定于義素內部, 由于合取作用而確定于義素組合內部。

  第二是意指實踐分析法。本維尼斯特將陳述作用 (即一次個別運用行為形成的語言功能) 視為語言結構向話語的具體轉換必然中介, 并顯示意義如何在詞句內形成與相互作用, 這一語義化過程導致了符號學和意指分析。羅蘭·巴特秉承葉爾姆斯列夫的語符學理論, 將話語交流的意指實踐分析為含蓄意指系統, 如下圖所示:

(E為表達平面, C為內容平面, R為兩個平面之間的關系)

  此圖示可呈現意指實踐的操作面貌。在第1系統中表達層面和內容層面的關系趨向于等值, 即E≡C, 而在第2層次及以上則趨向于蘊涵關系, 即ERC→C.但是, 一個符號不可能停留在第1系統中, 而會不斷演進為第2系統、第3系統, 這一過程在理論上說是無限的;反之, 也存在著去符號化的狀態, 即從高一級系統中返回到低一級系統。巴黎學派的意指關系研究, 涉及各種語言和非語言符號系統中表達層面與內容層面的相關關系的研究, 具有較大的認識論意義。含蓄意指與皮爾斯的符號過程 (semiosis) 有極強的可比性, 一個在縱向上運動, 一個則在橫向上, 兩者互為結果, 機制基本相近。符號過程指的是符號載體、對象、解釋項三者之間相互配合的活動, 從而形成了一個無止境的螺旋式符號鏈條。這兩種理論都展現了符號的本質, 即沒有一個符號是孤立的, 一個符號的存在就意味著一個鏈條的存在與延續。

  巴黎學派的研究有顯著的理論成果與科學精神, 試圖建構科學的元語言理論, 它本身就是一個更精密的科學化與表述方式的范本。值得一提的是, 巴黎學派的研究為建構新的理論體系提供了邏輯起點。巴黎學派的意義理論與方法在符號學、語言學、文學、電影、人類學及歐陸哲學都有重要影響, 促使諸學科在認識論與方法論觀念上發生了變革。

  注釋

  1 卡爾-奧托·阿佩爾。孫周興, 陸興華譯。哲學的改造。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5:英文版前言, 2.
  2 同上第196頁。
  3 翁貝爾托·?。符號學與語言哲學。王天清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5.
  4 約翰·迪利。符號學對哲學的沖擊。周勁松譯。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1:2.
  5 布羅伊爾, 彼得·洛伊詩, 迪特爾·默施。法意哲學家圓桌。葉雋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3:導論, 5.
  6 轉引自陳嘉映。語言哲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44.
  7 A.J.格雷馬斯。結構語義學:方法研究。吳泓緲譯。北京:三聯書店1999:74 (另見格雷馬斯, 法文版1966, 54) .

    姜永琢,李心釋.符號學巴黎學派及其語言學方法[J].江西科技師范大學學報,2019(01):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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