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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態下中國模式的轉型升級分析

時間:2015-08-25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10158字

摘要

  一、“中國模式”與經濟“新常態”

  后金融危機時代全球主要經濟體增速的普遍放緩宣告了全球經濟已經步入深度調整期,處于全球經濟調整期和過渡期的時代背景,同時受到國內經濟階段性因素的疊加影響,中國經濟自 2012 年第二季度 GDP 增速“破 8”以來,已經逐步進入到經濟增速階段性回落、經濟結構深度調整的“新常態”時期。面對“新常態”時期國內外圍繞中國經濟下行的擔憂甚至一系列唱空論調的出現,中國政府已然對“新常態”下的經濟形勢做出了明確的分析和研判。2014 年 5 月,習近平主席在對河南省考察的行程中曾以當前中國發展所處時期及特征總結的戰略高度,首次提出“新常態”的概念,旨在保持和增強中國政府在新時期應對各種問題與挑戰的自信和平常心態①。隨后,在 2014 年 11 月的 APEC 會議上,習近平主席圍繞中國經濟的現狀與未來發展系統闡述了“新常態”的內涵、“新常態”時期中國經濟的新機遇,以及如何適應“新常態”等關鍵議題②。應當看到的是,中國領導人就“新常態”的分析與解讀既是對“中國經濟悲觀論”的有力回應,更意味著政府已經發出了致力于擺脫中國經濟“舊常態”的政策訊號。

  如何理解所謂中國經濟的“舊常態”?如果按照當前理論界通行的對經濟“新常態”“三期疊加”式的解讀,前者則應具備以下三個基本特征,即:高增長下的總量繁榮、總量繁榮下的結構失衡,以及結構失衡下傳統增長方式與驅動機制的難以為繼。毫無疑問,作為一條引領中國經濟社會走向現代化的改革與發展路徑,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與全面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離不開“中國模式”的探索與實踐;然而,同時應當看到的是,在中國經濟保持三十余年高速增長的背后積累起來的因改革滯后形成的各種“體制病”與結構失衡引發的“經濟社會綜合癥”---具體表現為經濟增速與改革進程脫節引致的制度轉型障礙和強大的既得利益藩籬,日趨嚴峻的資源能源約束與生態環境危機,以貧富差距拉大為代表的各種結構性弊病,以及隨著中國反腐風暴同時揭開的令人觸目驚心的官員腐敗現象---又是“中國模式”在引領中國經濟社會改革與發展中逐漸積累的突出矛盾與問題?紤]到當前“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已與我們所熟知的“中國模式”下的經濟景象出現越來越多的差異,我們是否應該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盡管全球經濟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低迷走勢被視為在中短期內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外部風險因素,自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以來我們所堅持與實踐的“中國模式”是否可以視為導致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一個中長期的內部因素?鑒于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國際國內環境,我們的確需要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對“中國模式”進行一個更為系統、深入的認識與反思。

  二“、中國模式”:成就與挑戰

  長期以來,圍繞探究“中國奇跡”之謎,國內外理論界已對中國經濟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中國模式”的提出及解讀,使得這場基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現實場景下的大討論持續升溫進而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美國學者馬丁·哈特蘭茲伯格與保羅·伯克特指出,主流經濟學界已經基本達成這樣一個共識,即“中國模式”作為一種發展模式,使得中國將成為發展中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的主要范式[1].盡管就“中國模式”具體內涵的解讀離不開對中國特有的政治體制、社會結構,以及歷史文化特征的全面考察,但圍繞中國經濟對“中國模式”進行集中探討,似乎能夠將“中國模式”的解讀更直觀地帶入到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現實場景中。從這一點而言,“中國模式”可以被視為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具體路徑,以及使中國經濟走向市場化、全球化與現代化的戰略安排。應當看到的是,三十余年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與社會全面發展的事實已經能夠充分地說明“中國模式”的客觀存在是毋庸置疑的,這種客觀存在性是基于中國在經濟改革與發展道路上的獨立性,以及建立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轉軌豐富的理論與實踐內容之上的巨大成就。

  在通向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道路上,面對來自英美的自由市場模式(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歐洲大陸的社會市場模式(萊茵河模式)、東亞國家的強政府模式和俄羅斯的“第三條道路”等理論與實踐的挑戰,中國選擇了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改革與發展道路,從而使在理論探索與實踐發展中不斷完善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受到全世界的廣泛關注。“中國模式”是對中國三十余年改革開放得失經驗總結和在對未來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預測基礎上,歸納出來的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內容清晰、呈體系化的、能夠引領中國經濟社會前行的思想理論和政策框架。

  它不僅是對前期中國改革與發展績效的理論總結,也是指引未來中國改革與發展實踐的燈塔[2].盡管成就斐然,“中國模式”自身存在的問題與缺陷亦不容忽視,這些問題和缺陷曾被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與總量繁榮的表象所掩蓋,從而長期隱藏在中國經濟的“舊常態”中并逐步發展成為制約中國經濟未來改革與轉型的強大阻力。在反思“中國模式”存在的具體問題與缺陷時,許多學者認為“中國模式”具有的粗放式特征和低技術創新能力已使經濟增長中的資源環境承載力達到了極限,單位 GDP 能耗巨大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不僅意味著產出水平的低質低效,也造成了資源能源的嚴重浪費。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產業和能源結構已使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這使得中國在后危機與低碳經濟時代承擔著減排與發展的雙重壓力[3][4].吳敬璉指出,由于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下的出口導向政策的短期刺激效應正逐漸減弱,從長期來看,中國亟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來應對傳統模式造成的資源枯竭、環境破壞、內需不足、技術創新滯后以及勞動者收入提高緩慢等問題[5].盡管政府主導下的海量資源投入與強大的社會動員機制是“中國模式”引領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重要保證,然而,在強政府、“巨型國企”與粗放式生產投資營造的高增長與總量繁榮的背后卻是中國經濟的高負債、高庫存與高杠桿化,以及“投資饑渴癥”下的產能過剩與消費不足。蕭功秦認為,在“強國家-弱社會”的現有結構關系與體制環境下,“中國模式”面臨著腐敗、國富民貧、國企病、兩極分化與社會創新能力弱化的五大困境[6].許小年基于對拉動中國經濟增長“三駕馬車”的比重關系出發,認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建立在對投資驅動過度依賴的基礎上,這將導致中國經濟在消費與投資關系嚴重失衡的情況下面臨結構性衰退的風險[7].進一步地,作為將“中國模式”發揮至極的一項經濟政策,依靠大規模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四萬億投資”盡管在全球金融危機的高峰期保住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態勢,但在前一階段的生產尚未被消費充分吸收的前提下,在投資增速明顯快于消費增長的產能過剩狀態下,繼續用投資作為經濟增長的催化劑只能使宏觀經濟進一步偏離供求均衡的軌道。隨著“四萬億投資”的短期效應逐漸減弱,如今“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正在增速回落與結構調整中努力消化前期刺激政策的消極后果。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三十余年的改革與發展歷程,強政府控制下的市場開放與海量投資作為“中國模式”的一個基本實踐特征,也是推動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機制。圖 1 反映了自 1984 年中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啟動至今經濟增長的具體情況。從圖 1 中可以看出的是,中國經濟并沒有在 30 年間一直呈爬坡式上漲態勢,而是在三大增長區間(1984-1988 年;1992-1997 年;2002-2011 年)后分別出現了三次明顯的經濟下滑 (1989-1990 年;1998-1999 年;2012 年至今)。與前兩次周期性的經濟下滑所不同的是,2012 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的減緩則是一個中長期的結構性問題。從表 1 中可以看到,強政府在推動市場開放過程中的政治示威作用,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以及充分利用相對利好的國際國內環境發揮政府投資與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這是中國經濟在經歷前兩次的短期下滑后受益于“中國模式”的“反危機”和“促增長”政策迅速企穩上漲的重要原因。然而,2012 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的明顯放緩則突出地反映了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危機,具體表現為:粗放型的投資驅動模式使傳統工業部門在“轉型難”的同時又普遍面臨產能過剩的問題;房地產行業的過熱發展導致相關市場領域存在泡沫化風險;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外需不足導致中國經濟面臨出口拉動的乏力;而隨著勞動力成本的抬升與人口結構的老齡化,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所長期賴以的人口紅利正逐步消失;更為重要的是,當市場化改革全面進入存量調整的深水區時,以往在體制外圍打擦邊球式的“、先易后難”的改革策略已經無法適應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實際需要,而傳統體制及其既得利益的強大藩籬已使漸進式改革的長期成本愈發凸顯。毫無疑問,當經濟增長與現有體制、既得利益、資源環境等約束條件日趨呈現出緊張的矛盾沖突時;當拉動經濟增長的傳統動力日益衰竭而新生動力尚未發育成熟時,仍然在戰略思維與政策安排上沿襲套用“中國模式”的四萬億元投資救市方案顯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目前中國經濟存在的結構性弊病。這是“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與以往兩次增速出現短期下滑現象的實質性差異。

  應當看到的是,中國經濟的深化改革與全面轉型是由“中國模式”長期存在的問題和缺陷倒逼而生,而后者的集中爆發是中國經濟從“舊常態”走向“新常態”的基本誘因;在這一過程中,作為外部影響因素,全球金融危機起到了促使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催化作用。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如何正視“中國模式”在引領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中存在的具體問題和缺陷,使“中國模式”在理論與實踐發展中從容應對經濟“新常態”的挑戰,這將是深刻影響未來中國經濟轉型與發展的一項重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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